2 宗教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_生活经验

【2 宗教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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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预防与电话危机调适法
在大多数的自杀危机个案中，当事者寻求别人的协助通常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向当事者家人、亲戚或朋友发出求助之信号。第二阶段为向熟悉之专业者求助，例如：家庭医生、牧师、警察、律师、学校当局及公共卫生护士等。如果自杀之企图仍然持续时，则当事者需要社会服务机构自杀预防之专业者之协助。如果上述资源均无法阻止当事者时，则真正之自杀行为发生，此时当事者会被送入医院急救。在医院中协助自杀未遂个案之专业者有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精神病理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理护士。
一般社区中能够协助有自杀企图者的机构有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病诊所、社会工作机构，例如：家庭服务中心、复健中心、及职业介绍中心等。TW目前常设的自杀预防机构或中心有：张老师青年辅导中心、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生命线等。自杀预防中心的设置不论在国外国内，目前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工作者接到求助的电话时，脑中必须有一重要之概念：即当事者做了明智的选择——来电话求助。因此，工作者必须很友善、有耐性、有兴趣的来接听电话。无论当事者在电话中如何叙述他的困难，既然来电话，已显示当事者希望别人助一臂之力的动机。
首次电话会谈必须收集与当事者本身最有关系之资料。例如;当事者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与当事者有密切关系者(家人、医师、雇主、朋友)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以备万一无法与当事者取得联系，或紧急事件发生时之用。首次会谈之即刻目标是在收集资料，以做对自杀潜能评价之参考。为取得这方面之资料时，工作者多采直接之问句，以探求自杀之动机以及当事者对自杀此事之感觉。例如：“你计划如何自杀?”“你吃了安眠药吗?何时?多少?”等，有时候这些问句亦可使当事者卸下一些心中不安之感。
了解并辨认问题的核心
自杀企图者多呈现一种极度的混淆与解组的情境。因为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主要问题的核心不清楚。所以在电话中常有语无伦次、含混不清之情形。工作者最重要之协助为帮助当事者了解并辨认其所面对之首要及次要问题。例如：一位女性来电话，哭泣地述说她觉得自己无价值、失望、无用、不是一位好母亲，家庭没有了她也许更好……这些感触其实是一种对真正问题之反应。工作者发现这位妇女的真正问题乃是她与丈夫不合、婚姻不愉快而萌生了轻生之意念。当工作者指出她问题之核心之后，当事者便能够借此诊断而更清晰的了解自己之困境。
有些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问题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来电话求助之主要原因乃因为能够用来解决问题之有效资源已用尽，或不知如何运用有效资源;此时协助之方针，即在对各种协助资源之选择与利用。
人类求生的欲望是强于求死的欲望。有自杀企图者的问题即在于求生与求死之间的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死，一方面亦想活，这种矛盾的心理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例如：当一个人受到爱情的束缚时，他也经验一种极端爱恨交加之矛盾感。因此，常有向爱人泼硫酸而后自杀之情形发生;亦有些企图自杀者在服下大量安眠药后，在药性未发作之前即喊出呼救之声;某些人则站于高楼窗外，踌躇是否要跳下一死了之。
每个人对求生与求死之欲望强度不同，但如上所述，前者多强于后者。也因为这个假设，而使自杀预防能有效的施行。协助企图自杀者时，必须对此二种欲望(动机)先做一评价，而后导引其走向求生之途。
人际关系是重要关键
不论是用那一种接触或治疗，防治中心需先发掘出自杀者自己的资料。首先要找出关系人——他的同伴、情人、父母、亲戚、朋友。薛耐德门Shneidman说：大多数的个案其所处自杀的情境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关联，处理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效果就不会很完全。个案的家庭、朋友和辅导员的涉入，以及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性、社区内的资源构成强力的支柱，给予个案协助和支持，是很重要的。
施佩克太太表示，在洛杉矶地区，有不少心理上的帮助是低花费的，甚至免费的，但是民众总没注意到。例如城内心理卫生协会有十二个分会，每个分会都设有中心，其他的机构还有免费的诊所、城立医院等。
自杀防治中心处理个案是在实验计划下进行，所以处理的数量不多。他们希望发展出一套处理的模式，供各相关机构使用。
人们常视自杀防治中心为生命的守护者。法伯洛认为，如果有人快淹死了，迅速有效的急救，可以使他获救。但拯溺是一回事，防止跳水又是另一回事。也许为了防止溺水，可以把湖滨、海滩和游泳池围起来，只有合格的人才能进入。但是心灵是个广阔的私人池子，而且不欢迎外来的监视。
自杀既是对压力情境的反应，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地震爆发，将会继续发生。但是，只要自杀者面对死亡时感到犹疑、矛盾，自杀防治就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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