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刘学照：李鸿章家书辨伪( 四 ) 刘学照|王念孙|王怀祖|曾国藩

（四）《禀母》函7通谈及与太平军作战漏洞百出
1.史实错乱，“署”“授”混淆
第37函《禀母》写道：“前贼犯上海，上海官绅立会防局……至是贼犯吴淞口，又盘踞浦东高桥镇……旋华尔阵亡，白齐文索饷不遂，投贼军，于是以戈登代领常胜军。二月，曾夫子遣男赴上海……皇恩浩荡，授男江苏巡抚……遂于十二日拜表谢恩，受职视事。而别授薛焕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宜。”早在抗战前夕，“上海通社”社员撰写《近代名人在上海·李鸿章》时，此信被全文征引〔23〕。家信不厌其说地历述两年间的军政要事有悖常情，而且叙事时序颠倒，因果错乱。事实上，白齐文索饷是1863年1月，索饷不成被免职，洋枪队统领由奥伦暂代，3月25日由戈登正式充任〔24〕。8月初，白齐文投奔太平军。此函把白齐文投奔太平军说成是戈登接任的原因，显然是颠倒因果。再者，李鸿章抵达上海是1862年4月8日，而上述事件以及华尔于1862年9 月在慈溪战死，都是李抵沪一年多后发生的。此函将上述各事作为李到上海的背景或前提，显然不合乎事实。另外，1862年4月15日，清廷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改充通商大臣，5月13日李接受抚篆〔25〕。同年12月3日（十月十二日），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26〕。因此，李“署”苏抚与薛改任是同时，而李“授”苏抚是在薛改任的7个半月之后。清代官职的“署”与“授”有明显区别，李在接到“署”、“授”的谕旨后曾分别“具折恭谢”。此信以“署”为“授”，又含混地说“十二日拜表谢恩”，显然是编造。
2.颠倒事实，虚构“玉侄”
第39函《禀母》写道：“前日一役……法提督卜罗德亦阵亡。卒赖天佑圣朝，将士饮血，士卒用命，而贼众尽数覆没。现拟用士卒之余勇，进援苏常，使贼腹背受敌，早日翦灭。”史实是，李鸿章会同洋兵于1862年5月17日攻占奉贤南桥镇后，并未确定“进援苏常”的作战路线。清廷当时的战略意图很重视镇江，李鸿章赴上海前半个月，曾国藩曾计划派李鸿章率部“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27〕。3 月28日上海官绅雇洋轮七号抵安庆后，李才最后决定进驻上海。李部到上海后，“屡奉移驻镇江之旨”〔28〕。甚至在南桥之战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在《权衡沪镇缓急片》中，仍不得不提出“容臣将沪事办妥即移师出江”的许诺与请求〔29〕。显然，此函“进援苏常”之说是将后事推前了。
第41函《禀母》写道：“前日圣旨下，命薛焕调京使用，着男暂署办理通商事务……三弟在署，读书写字，一如往昔办理琐事，实获儿心。季弟与文儿、玉侄耕读之道，不知可慰先人于地下否？”此信内容也出于编造。清廷命薛焕调京是1862年5月5日（四月九日），此信称“前日”，当为5月7日所写。而其时，李鹤章还未到上海。据记载，李鸿章率淮军赴沪时，李鹤章所统亲兵一营和各营马匹，“洋船不能尽载”，由李鹤章统带，“绕道皖北，押赴下游”，“由海门渡上海”〔30〕。6月3日，即谕令薛焕调京后一个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三舍弟已带马及勇，至仙女庙，望前可抵沪。”〔31〕“望前”即五月十五日（6月11日）才可抵沪，岂能在5月初“在署读书”。再者，根据第67函《致瀚章兄》行文，“玉侄”意指李瀚章之子。但据记载，在1862年前，李瀚章只有长子李经畲一个儿子，此时年方四岁，谈不上“耕读”，而且不名“玉”。事实是，1862年李瀚章从湖南去广东做官，幼儿李经畲随父母同往，并未与祖母在一起。因此，“玉侄”如同前文考辨的“文儿”一样，也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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